“我已阅读并同意”暗藏哪些猫腻？

他们认为给予任何个人挑战权威的能力和可能，都是整个政治体制崩溃的开始。

在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的要求下，中国最具权势的部门国家发改委开始加速取消或下放投资审批管理权。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先后在2004年、2009年两次提高部分行业和领域的项目资本金比例，涉及钢铁、水泥、房地产、煤炭、机场、港口、玉米深加工等。

十年徘徊 政府建立对市场和企业的信任，已耗时多年。期间，各级政府对投资的放权，充满了波折和反复。一份项目可研报告，可能需要花费上百万元。据专家估算，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投资项目规模，每年大约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一个中型规模风电投资项目，要拿到十余个政府部门的核准批文，最快需要三年。

按照一家中国风电投资公司负责人的测算，平均1亿元的投资项目，前期用于审批或核准方面的花费，高达300余万。期间，企业并不知晓审批部门批复报告的具体依据和标准是什么。这些人一旦向社会攫取大量的财富之后，不仅成了影响媒体舆论的主要力量，也成了影响政府政策的主要推手，甚至于会把其私利制度化。

  房地产利益集团盘根错节 比如说，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问题，尽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没有涉及这个市场的主题，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大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受到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具体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得让每一个经济主体有自主经营、自主投资、自主消费的选择，就得建立起公平与开放的市场规则，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保证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与合理，特别是要解决好民众最为直接及关注的利益问题。要做到，就得冲破当前既得利益集团的樊篱。

可以说，《决定》既是这次会议重大的成果，也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而且他们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住房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它拉动几十个产业发展，如果住房市场进行重大制度改革，则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及发展。

更多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11月12日结束，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因此，当前中国住房市场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大量炒房者、政府权贵等），就希望前十年房地产政策能够继续下去，而不愿意通过经济杠杆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改革。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十分严重，也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个人之间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的作用，要实现其目标，还必须知道政府的职能是如何来界定，是由政府自身呢？还是通过外部的公共决策方式来进行？保证市场秩序良好的制度，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经济体制改革却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私利制度化的工具。

可见，深化改革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就得用一套好的制度安排，来保证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合理公平与公正，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全体人民及社会增加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当前的中国社会，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社会财富得到快速增长，社会的利益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他们认为当前住房市场的问题，就在于住房市场双轨制不清（即政府归政府、市场归市场）、在于住房供求关系不平衡（需要增加更多的供给来抑制房价）、在于住房市场存在大量的刚性需求等，所以政府房地产政策只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其他方面政策就不需要调整与改革了。如果说这些改革仅希望在经济体制内进行，而不是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改革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必然会受到以权贵为主导的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同时也会给三中全会锁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为，这个市场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兴衰，而且涉及每一个中国人重大的经济利益问题。他们的诉求，就是希望这种市场能够如前十几年那样发展下去，任何改革对他们都是不利的。

对此，中国政府能否有所准备？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联合早报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既得利益 。根本否认了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的不可持续性，否认了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严重危害。

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以最短的时间，攫取社会最大财富。对住房体制改革，就必然触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大利益关系。因为，只有通过重大的制度改革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扫除不利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各种弊端，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启新方向，才能建立起与现代文明社会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才能让整个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条件下充分利用与有效发挥，以此来增长社会财富，让全体人民分享成果及生活得以改善。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住房政策重大调整与改革是必然趋势，否则要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让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都是困难的有些地方恐怕还需要釜底抽薪，比如说，这些年在企业改革问题上步履维艰，在企业发展上也存在许多体制障碍。这关系到改革战略的科学性问题。

那时候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带领下，从事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研究。我这里说的复杂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和复杂的程度，可能国外的朋友不太了解，国内的朋友也未必能全部了解，我们面临着各种困难，甚至风险。

除此之外，在社会改革方面，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操作中，就要处理好中国现存三大阶层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低收入、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社会共生，就是大家都有活路，也就是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取消注册资金其实是一种釜底抽薪之举，从此上述两个罪名在中国将不复存在，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靠注册资本的门槛向公民收拿卡要的现象必然绝迹。

我们就需要寻找这样釜底抽薪的命门。第一，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倒逼政府必须要建成一个中立型的，而不是干预型的。现在就是要有极大的勇气，壮士断腕，这是下一步改革必须有的气魄。根据我此前的研究，第一波转型是以1949年为标志，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后来又改为社会主义制度。富人出走，会带走相应的资金与管理经验，也不利于现代化建设。

第二个是缺位，在公共服务方面，是政府本职之所在，却存在大量的缺位。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实际就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统一协调安排未来的改革，不仅进行顶层设计，还要进行全面规划，非常有必要。

公共服务型的，而不是管制型的政府。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按照人类共同的规则和价值取向运行的话，那对政府改革的要求会更加强烈、更加迫切。

传统的户籍制度不仅阻碍着城市化进程，更不利于自身的发展。第三道天光就是包容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按照新的思路，要关注人的城市化。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只占人口的20%到30%左右，如果经过艰苦的努力，达到60%左右，整个社会就会趋于稳定。常修泽：这是我在智利和玻利维亚考察时，从拉美谚语中学来的，后来用到了我的书里，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它终结了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条左的路线，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进程。

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五环式改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的理论观点。青评论：这项研究对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常修泽：这项研究于1983年完成，研究报告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依据。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青评论：此外，养老问题突出，这方面应怎样解决？ 常修泽：中国人口面临的巨大问题，一是老龄化，二是少子化，人口红利的供给出现了变化，未来某个时间点甚至会出现人口与劳力的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思考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问题。

公报当中提出了五环式改革每一环的改革目标，指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就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